权力异化与权利阙失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胡丹丹 博导:韩东屏

    摘 要  劳动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揭露的是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抨击的是资本吞噬权利的血腥过程。由此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存有异化现象,究其深层有相当一部分源于权力异化。因循马克思解析异化问题的思路,将国有企业这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并探讨遏制权力异化的路径。即:不但要有力地遏制权力异化,也要有效地修复权利的缺失,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以制度的笼子关住腐败。
    关键词  劳动异化  权力异化 权利  国企改革
 
   “异化”一词源于拉丁文,并随着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流行于中世纪的欧洲,最初曾被主观唯心主义用作“自我、非我”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哲学的高地上,黑格尔将异化的概念升华至人脑中精细无限的意识里,而费尔巴哈则将异化的概念赋予超出现世界之外的神秘力量中,先哲们始终兀立云端探讨抽象意义中的人性异化及其克服。因此,马克思之前的异化概念始终在人类精神层面游弋。“青年马克思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把哲学、经济学和社会问题的探讨,与异化理论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异化劳动被当作经济研究的中心概念使用,因此,当《手稿》1932年公开出版以后,异化问题便成了全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瞩目的理论问题。”【1】。 在批判了黑格尔的精神异化和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等诸多唯心主义思潮后,马克思指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2】。“他在体会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3】。                                                                                                                                                                                  
    一、劳动异化:以资本吞噬劳动者的权利
    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概念是将异化定位于社会现实并同人类劳动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具体表现为: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1]。从这一资本吞噬劳动者权利的血腥过程中,马克思找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建立了一条追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完整线索,即:从异化劳动的视角可透视人的本质的异化;继而直击阶级关系的产生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首先揭示出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的劳动产物;另一方面又使劳动藉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2] 马克思还揭示出社会分工是异化的更深刻原因。 社会分工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时代的基础,但出现伊始就伴随并造成不平等的分配产生私有制,“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 [2]。继而揭示社会分工是异化的更深刻原因,是社会分工造成不平等的分配产生私有制。马克思直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异化的内核—异化劳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得出消除异化并使人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消灭私有制的结论;也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马克思用异化指称人与社会属性,即:人与劳动、人与产品、人与阶级、人与社会甚至与国家等关系的畸形病变状态。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去理解,其实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警示着后世不能重蹈旧辙。
    二、权力异化:以权力侵害劳动者的权利
    有人认为,马克思处于“牛顿时代”并是针对早期资本主义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这似乎已不适用于当下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的21世纪,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或应退出现代话语体系。而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劳动异化的成因,也就不会产生异化问题。然而,社会主义时期决定社会进步的生产力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制度也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种发展、完善过程实际上正是不断克服异化的过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存有不同程度的异化现象,比如:权力异化。值得说明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并非公有制自身异化,原因在于公有制实践过程中的操作失误与缺陷所致,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源于私有制、社会分工导致的对抗性社会关系与非人境域所致异化有着本质区别。
    (一)权力异化成因分析
    产生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全体人民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社会制度,全体人民享有“公共权力”。但在现实中,“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却并不具实际操作性。而只能由其代表(或委托人)如:国有企业掌权者行使权力并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使用者。当“所有权”与“行使权”两相分离,形成公共权力本义上的公共性与现实表现形式相悖,这是现代国家制度普遍存在的矛盾[4]。“公共权力”原本强调的是权力主体与客体间“公共”之关系, 即这一权力由大众赋予并为大众服务,也要接受大众监督,一旦监督失察极易生成权力腐败,而公有制运作中的操作失误直接导致公有制的主体出现“虚拟语态”。所以,一线劳动者与权力、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成果也不能真正实现共享,这种公有制的瑕疵便是权力异化产生的首个原因。
另一方面,权力缺乏监督而被滥用便是产生权力异化的第二个原因。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本身的发展是在内外双重阻力下不断探索前进的,既要冲破并未完全消除的千百年积淀的旧意识形态,同时整个社会也经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此外相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尽管在经济改革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相对滞后,加上公有制实践过程中的某些操作缺陷,因而会产生权力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出现,这一情况将致使一些人滥用手中权力导致腐败的发生。孟德斯鸠就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二)权力异化的现象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制度,国企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企资产又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和社会保障的基础。因此,国企改革不仅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更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而国企改革中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必然的改革之路。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其精髓实际上是要建成法制条件下的劳资利益和谐的共同体。确切的说:现代企业制度并非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而是劳动群体长期斗争的结果,它缘起劳资双方利益由冲突转向融合所产生的人性化的现代企业管理诉求;并使劳动报酬在劳动与资本利益双赢的基础上趋向于高限,最终让劳动者的身份实现劳动与资本的二重性。这种利益共同体能使劳动者的能动性得到有效发挥,从而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快速进步。
    然而,国企改革二十多年来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认知不容乐观,一些国企改革只是形式上的移植并无形中嫁接了一些资本主义初期有利于权力掌控的制度因素。国企改制中最常用的方式是管理层收购,即由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本或股权交易收购本公司;从而引起公司所有权控制权剩余索取权、资产等变化,通过收购使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5]。与其他改制方式相比,此举更易出现暗箱操作,并“屏蔽”内、外部各种权利需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都更加独立。改制后国企大股东和能够进入董事会的多半是原企业管理层,最终变成由管理层个人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类管理层收购方式易被国企掌权者用作自身改造和扩展的手段,国企腐败实质上就是权力滥用后的异化,所以会造成国企改制的变形。
    (三)权力异化的危害
     腐败是权力异化的第一大危害。具体表现在国企掌权者拥有高度集权,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权力是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败”,更何况监督阙如使权力有了恣意的空间,千年封建专制以及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集权惯性,下属升迁进退由掌权者一语定乾坤,企业巨额资财由掌权者“一支笔”调配。权力异化还极易滋生腐败,国企已经被公认为当下中国最突出的腐败滋生地,有资料显示在腐败发案中国企高管的腐败案件急剧上升所占比例超过41%;此类涉案人员绝大多数为国企高管或企管核心圈中人。涉案金额巨大已造成极其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几乎每天流失1个亿,以权力为资本的腐败带来国家重大经济损失和发展隐忧,而国企管理层的权利膨胀也不断控制国企劳动者的权力并挤占劳动者的权利空间。
    劳动者权利的缺失便是权力异化的第二大危害。中国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劳动者的地位和权利,也就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既要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要保证大多数人的平等权利。因此,权利理应成为国企权利体系的中心和基石,劳动者作为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在企业中理应享有广泛的权利,最重要的是要享有财产权利和身份权利。
    其中,财产权利指人力资源产权,即:劳动者作为人力要素投入者凭借其自身人力资源而享用的企业财产权;身份权利则是劳动者作为企业成员身分而应享有的一切参与企业决策、管理活动的权利[6]。国企改革以来因成本控制等种种理由,劳动者合法的财产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劳动者参与企业决策、管理活动的空间更是被不断被压缩。如:减员增效给予国企高管控制劳动者劳动权利的生杀大权,使国企劳动者彻底成为雇佣而不再是企业主人翁。由于消除了原本就微弱的来自劳动阶层对于企业管理者的监督权,从而更无法阻止国企高管损害劳动者的权利。尤其是自国企改革以来大量针对国企改革的研究和实践中,只有高层的声音、高端论坛却几乎没有劳动者的声音即:多数人的声音被少数人的声音屏蔽,劳动者被边缘化而逐渐失声。
    三、权利阙失与权力异化的克服
    当国企改革后集权在握的少数人以权力侵害多数人的权利;当权力异化导致腐败带来严重危害已是无容讳蔽时;铲除权力异化这个腐败的病灶势在必行而且要行之有效。首先,不但要有力地遏制权力异化,也要有效地弥复权利的缺失。因为权利和权力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原本是同时产生和存在,权力实际上代表着某一权利之集,而某一权利之集又要靠权力来保障。所以,权利和权力始终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不解决好权利的盈亏而单纯治理权力异化好比整修无本之木。其次,当下中国并不缺少对权力制约的机构、机制,因为没能形成对权力的刚性制约,种种措施有如隔靴搔痒。缺少行之有效的遏制才会有愈演愈烈的权力异化滥觞,应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以用制度的笼子关住腐败。
    还是以国企为例,国企在强化劳动者参与制度方面原本有着深厚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基础,但在利益关系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国企劳动者的地位落差导致劳动者在国企中有着强烈的话语需求,但这种需求只是表向;至关重要的是在民主基础上恢复重建劳动者应有的、法定的、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这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也是国有企业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国企的发展、资产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的辛勤创造;为世界称道的中国巨大经济成就还是劳动者。所以,要矫正国企改革变形,弥复劳动者缺失的权利至关重要。只有承认并尊重劳动者的政治、经济权利;才会使权利转化为实现劳动者价值和尊严的普遍性力量,同时重视他们的权利实际上也有益于实现国企改革的公平和效率目标。
    更重要的是,欲使劳动者在国企改革中发出声音则涉及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即:如何保障他们有说话的权利,这种说话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空气振动,必须借助民主制度这一“扬声器”。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存在于世并在人类生活中至关重要,“它的价值观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根本来源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张力。昔日没有形式的民主却具有最真实民主的神话,早已被狼烟四起的反腐之警破灭,充分说明政治制度是民主的重要载体和必要形式;充分说明民主是一种最有助于社会公正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公民权利的保障,而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正途[7]。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要使民主变成现实力量并对权力形成刚性制约,必须建立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将有力制约和有效监督的权力。同时,就反腐倡廉而言,监督是关键、制度却是根本。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曾有一位因严重违纪被处分的领导反思说:我是很霸道,可恰是制度给了我霸道机会,现在我犯了错,找谁去说。这样的表白显然有推脱个人责任的问题,但也说明一个问题:缺少监督的权力是会吃掉老百姓猛虎,也随时可能回头一口,吞噬掉掌权官员自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实在是当下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由于一些領域存在制度缺位、制度滯后的问題,还有的制度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干脆是制度执行沒有完全到位,使得腐败之案大多是钻了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充分反映出权力约束、反腐倡廉的制度还不夠健全。正因如此,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切实解决好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形成一套用制度管理权力、按制度秉公办事、靠制度管理掌权者的有效机制。
     从20世纪初的劳动异化到21世纪的权力异化,异化如阴影一般盘桓往复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正如列宁所说的历史会出现很多魔术般的变形,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在所难免。“政府对于谋求人民福址、维系良性的公共生活秩序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9]。政府是推进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责任主体,早已意识到遏制权力异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0]。 强调要求加强民主、法律、舆论等方面的监督并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拒腐防变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因此,“从权力制约到制度制约的思维转变,体现更多的则是对宪政与法治精神更高层次的追求”[11]。为加强权力监督以及反腐倡廉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渐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尤其是这一理论的终端即: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正好与当下中国以人为本、建没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两相契合。所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仍然具有时代张力,能穿越历史时空隧道批判性地走进当今世界,引导人们透过现代繁荣的物质文明和富裕的社会表象思考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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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董亚男.基于理性之思与现实之考的政府功能重塑[J]. 求索.长沙: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编辑部. 2012(7)
    [10]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3
    [11]蒋炜,董立山.论从权力制约到制度制约[J] 求索.长沙: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编辑部.2011